本研究通过选取塔桑尼亚1980-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制度质量、贸易开放度及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中央银行及国家统计局。坦桑尼亚在该时间段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6.5%,成为非洲高增长国家之一,并于2020年7月成功脱离低收入国家（LIC）群体,跨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LMIC）。该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I）在2019年升至1,080美元,超过了为LMIC设定的1,035美元的门槛值。该国经济增长归功于众多因素,如持续的宏观经济稳定、坦桑尼亚的战略地理位置、长期的高水平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等。尽管与非洲其他国家相比,坦桑尼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相对优势,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和减贫力度的角度,该国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非洲第四最贫穷的国家。虽然该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很高,但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道路上,该国正落后于非洲的许多国家。已有研究表明坦桑尼亚的49%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1.90美元）以下。当然,贫困问题不是坦桑尼亚独有,在过去的40年里,发展中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在努力减贫,但工作鲜有成效。坦桑尼亚的高经济增长率和上升的贫困率相互矛盾。在东亚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58%降至2004年的9%,而同一时间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对应数据变化则是从42%至41%。基于后者微乎其微的变化趋势,本文假定自2004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坦桑尼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近50%）一直高于非洲平均水平。本文正是研究坦桑尼亚高增长和高贫困之间的矛盾,这一研究对坦桑尼亚以及有相似发展轨迹的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坦桑尼亚与非洲其他国家拥有相似发展背景的假设,本研究旨在探索坦桑尼亚,甚至整个非洲地区表现不佳的根源。具体地,本研究重点研究在样本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外贸自由度对坦桑尼亚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审视了制度质量和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相结合,借助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矢量相差相关模型（VECM）确定研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在平稳性检验中,本研究依次采用Augmented Dickey Fuller（ADF）和Philip Peron（PP）检验,显示作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所有变量具有平稳性。Johansen协整检验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为使用VECM提供了可能性。最后,本文使用Eviews进行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除通货膨胀、自然资源量和公共支出外,其余所有变量都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长期关系。并且,制度质量和贸易开放度（核心解释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率在1%地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在5%的置信水平上与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微乎其微。本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多位学者的观点,即制度质量、贸易开放度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结果为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提供了讨论空间,结合“资源诅咒”,自然资源并不一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本文认为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降低贫困率,与坦桑尼亚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方面提升其制度质量,提高治理能力;一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改革,以消除剩余的贸易障碍和官僚主义。考虑到该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关键部门的投资应是减少贫困的一种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