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的脱贫进入攻坚战,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落实好精准扶贫政策,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然而自精准扶贫以来,基层政府在任务完成期限的紧迫性和压力型体制的考核要求下,面临着强大的政策执行压力,基层扶贫组织和个人承担了过多、过重的责任。面对强大的压力,基层执行者往往会采取策略各异的方案进行应对,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进而造成贫困治理的失灵。基层扶贫主体的“文书脱贫”、“数字脱贫”和“以点代面”等策略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观察基层扶贫过程中策略性行为的重要窗口。针对现阶段的指标式考核,研究选取基层较为常用的“数字脱贫”作为研究支点,试图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对基层扶贫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进行解释。本研究尝试利用“场域—惯习”理论对A村“数字脱贫”行为进行透视,首先构建了精准扶贫场域,同时依据科层关系网络与个人关系网络将精准扶贫场域分为官僚场域和乡村场域两个子场域;其次,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官僚场域和乡村场域下参与者的关系、资本分配结构以及惯习进行确认;再次,分析两个子场域下参与主体的资本竞争与交换情况,形成官僚场域下线性的资本交换与竞争关系和乡村场域下网络式的资本交换与竞争关系;最后,将官僚场域与乡村场域的资本交换与竞争进行串联,形成对“数字脱贫”的理论解释。得出以下结论:形成官僚场域下的政治资本支配,乡村场域下信息资本竞争,从而构成精准扶贫场域下弹性信息资本对刚性政治资本回应的形成机制,因此在基层扶贫过程中形成目标置换与脱耦。结合以上结论,对A村数字脱贫的形成做出以下四点解释,（1）惯习和资本制约着A村参与者的行动;（2）政治资本的刚性传递导致层层下压的压力需要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手段的结合才能得到消解;（3）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共谋圈”导致信息资本的形成弹性,让信息资本加工成为可能;（4）精准扶贫场域下资本的等值性交换和非等值性交换的矛盾从根源上导致了政治资本与信息资本的错位交换。基于此,本研究相应提出减少对政治资本的过度单一依赖、培育贫困户的文化资本运用以及善用第三方评估的意见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