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屡有发生,公民的个人信息利益与正常生活秩序遭到了巨大的损害,急需采用各种手段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第一章探讨了大数据对个人信息保护所产生的影响,并阐述了民法保护对个人信息的重要意义。首先,原有的“可识别性”划分标准下,个人信息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产生了很多新的侵害方式,个人信息在收集、储存、使用等流通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受到侵害。其次,通过比较后发现公法保护无法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与流通使用,这样一来就更加凸显了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第二章讨论并分析了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下对个人信息保护模式进行改变与创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大数据下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不明,现阶段用什么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还不是很明确。二是个人信息的范围在大数据下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原有的范围划分标准无法满足大数据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三是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在大数据下适用无力,“知情—同意”原则被架空,目的限制原则形同虚设。四是个人信息的侵权救济不完善,单一的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全面保护被侵权人的权益;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赔偿也无法填补性损害的赔偿受害人;规模化侵权中一大特点便是“大规模小侵害”,民众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起诉侵权者。第三章对我国的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一是必须通过"法益保护模式"来保障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不是民事权利。二是对“可识别性”标准进行目的限缩,应以“社会一般多数人”标准来对识别能力进行判断。三是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应当与时俱进,在个人信息发展的问题上寻求改变,信息处理标准不应该千篇一律,不同的个人信息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段和处理方式,在“告知—同意”原则中对于信息收集者“告知”的履行,以及信息主体“同意”的识别与选择,都需要对敏感个人信息采取较高标准;在目的限制原则中,针对敏感个人信息要禁止在目的以外的利用,但对其他信息则可以适当的放宽处理限制。最后,在个人信息侵权救济中,可以对不同的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主体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另外,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个人信息遭受侵权的时候,个人实际受到的量化损失较少,个人维权意识不高,所以我认为个人可以在确定实际损失多少的同时,追加损害人格利益的精神赔偿,与此同时要确定最低额赔偿标准和惩罚性赔偿,并可以考虑在规模化侵权中引入公益诉讼来对受害人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