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推行了一系列以减少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全国性政策。为进一步研究这些政策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本论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首先,笔者使用数值研究的方法考察中国脱碳政策的效应。其次,通过对数值研究结果行分析,笔者对中国未来最可能出现的脱碳结果与所能达成的碳排放目标进行了预测。笔者进而将这一预测置于全世界大范围下,分析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中国脱碳的背景和基本情况,论述相关重要论点。对中国目前碳排放的规模进行论述,并表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这场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肩负的责任。同时,本章还对中国碳排放的来源,中国能源经济的框架,中国脱碳政策的既往历史以及所推行过的基本政策进行了论述。最后,本章提出了针对后续研究所必须的针对脱碳和气候变化的简化假设。本文的第二章对有关中国脱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做出了文献综述。笔者将这个领域的中外学者分成了乐观派,悲观派与数值派这三个学派并对各个学派的代表学者,代表假说以及预测结果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这些理论框架,笔者分析了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脱碳结果。并将在后文中通过数值研究的方法对这些学派的假说进行论证。第三章中笔者具体使用了数值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脱碳政策进行了分析。这些政策包括: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低碳城市/省份项目、风能上网补贴政策与新能源汽车城市/省份试点项目。为了找出一个可操作且具有准确性的研究方法,笔者首先提出了一系列补充的简化假设。通过对这些假设的论证,第三章研究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中国这四个脱碳政策对煤炭消费量有什么影响?”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采用了双重差异分析法的回归模型进行研究。这个模型将2009年到2015推行脱碳政策的省份的煤炭消费量与其他省份的煤炭消费量进行了对比:回归的结果表明碳排放交易试点与风能上网价格补贴政策对煤炭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而低碳城市/省份项目与新能源城市/省份试点项目对煤炭消费量没有显著的影响。为了检验结果的鲁棒性,笔者又进行了其他的一些列分析。首先,笔者对同样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回归模型来检查结果。（主要回归使用固定效应,鲁棒性三个回归使用随机效应,剩余一个补充回归使用了不同参数的固定效应。）然后,笔者重新做出主要回归:为考察一些省份所存在的特殊情况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这些省份的数据进行了消除。接着,笔者对不同省份特定的领域和行业进行了分析（脱碳政策不一定会影响所有的领域和行业。）笔者所分析的领域是:火力发电、供热、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生活消费与农村生活消费。随后,笔者对于其他化石燃料的消费量进行同样的分析（脱碳政策应该对其他能源类型也产生了特定影响。）笔者同时也对煤炭的产量进行了分析。脱碳政策和水能、核能与风能产量的关系也在本文中被分析和论述。本研究主要的结果在进行鲁棒性检验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笔者认为该分析结果是相当可靠的。但是,同时研究存在着一个例外:在笔者的实验结果中,风能价格补贴对风能产量的影响是负面的。笔者认为这个结果是不可靠的,这意味着这本文分析方法并不能确定测量风能补贴政策的影响。因此,本章最终结论表示,只有碳排放交易试点项目对煤炭消费量产生了影响,而这个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影响较为微弱。第三章的最后部分对本章研究方法的缺点进行了论述。笔者解释了文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两个很大的问题:样本偏见与内生性。笔者解释这两个问题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实验所使用的的数据存在问题,也解释为什么该模型产生的结果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同时,笔者也对未来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使用类似的研究方法,但使用地市级数据来进行分析。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本研究样本偏见和内生性的问题。但该建议是建立在地市级数据可以取得的基础上。同时,笔者认为对其他的脱碳政策也可以用这样的模型来分析。本文第四章则针对德国的“能源转型”（德:Energiewende）进行了案例分析。此案例分析的目的是解释德国的脱碳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首先,笔者论述了中国与德国在这个方面很强的可比性,也论述了德国的“能源转型”的相干政策。笔者进而对“能源转型”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对比了这些结果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通过以上论述,笔者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虽然中国可能不会犯下德国同样的错误,但是德国的经验表示一个理想的脱碳过程需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部分存在。因此,中国很可能不会在短期或者中期进行同样的进程。因此,笔者认为第三章所分析的政策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中央政府同样也可能只会缓慢推进这些相关脱碳政策。本文的第五章把第三章的实验结果和第四章的案例分析结果结合,并放在第二章提出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综合论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结果和“悲观派”的看法大概一致。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相信他们的预测,即认为中国减少碳排放最可能的结果是是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大概25%,即使这个结果也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加上考虑其他国家对中国脱碳缓慢过程的响应措施,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性脱碳政策的成败。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果不一定意味着绝对的失败（虽然“乐观派”的很多学者可能会这样认为）。笔者的分析表明,有一些脱碳政策虽然过程较长,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成效。而且,在长期内可再生能源有成本优势,因此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可能会最终停止。因此,笔者呼吁全世界政府相关环境部门应该从长期出发,坚持技术进步,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电网规模储能的技术,以最终对应全球变暖趋势,而在短期和中期,我们应做好准备,接受气候变暖这一趋势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延续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