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布迪厄的社会学角度研究戴乃迭的独译行为,分析戴乃迭独译时期所处的场域、拥有的资本及其形成的惯习,深入挖掘其从合译转为独译原因,并结合具体实例,探讨场域、资本和惯习对其译作的选材、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的影响。戴乃迭以和杨宪益的合译闻名,但是除此之外她还独自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度较高,而且戴乃迭的独译活动贯穿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一段特殊时期,值得深入研究。人具有社会性,其翻译活动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到翻译场域内各个行动者的影响。因此,对译者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译者本身,更要关注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将布迪厄的社会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当中,不仅符合当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更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得翻译研究更加客观全面。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戴乃迭的独译与场域、资本和惯习密切相关。在戴乃迭的独译时期,权力场域对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控制呈逐渐宽松趋势,文学作品变得更具真实性和丰富性,此外,戴乃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断积累的同时,她的翻译惯习也相应转变。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戴乃迭的译作选材倾向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主要翻译了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乡土文学和伤痕文学,更引人瞩目的是,她后期翻译了一系列女性作家的作品。在翻译思想方面,戴乃迭提倡创造性翻译,因为她具有读者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女性主义意识。在翻译方法方面,戴乃迭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采用了删除、增译、替换以及撰写副文本的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译者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它能够从社会宏观层面和文本微观层面较为客观地分析译者的翻译活动,以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