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作为一类重要的商事主体,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无可替代。由于公司本身具有的法人属性,其意思表示需要借助具体的自然人才能实施,但最终的法律效果却要归于公司法人承受。因此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易产生个别工作人员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置公司整体利益于不顾的情况。担保与市场经济和企业间的贸易来往密不可分。一方面为商事活动增添了效益,为公司谋取到更多的交易机会;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公司被拖入担保的泥淖,使得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蒙受损失。正是看到公司担保存在着诸多弊端,我国在1993年《公司法》出台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都是对其采取禁止的态度。直到2005年《公司法》大规模修订后,公司担保重新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与此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现象也开始涌现。不可否认《公司法》第十六条对于规范公司担保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围绕其所产生的争议也非常多。首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范性质的模糊,使得法律性质规范识别说的二分观点关于该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互相拉扯了十几年。其次,法定权限限制说将《公司法》第十六条与《合同法》第五十条相链接,又意味着将担保合同相对人善意的判定标准引入本就复杂的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使得问题困难程度进一步加深。最后,民法通则、担保法、公司法、合同法、民法总则等法律法规及各类司法解释之间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的规定也让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愈加混乱。种种因素相互叠加,进而导致实践中各类司法裁判的乱象丛生。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组织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对此问题确立了统一的官方立场。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出台,原有的合同法、担保法等法律完成了历史使命。经过系统编纂过的民法典不只是之前法律的简单集合和继承,而是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的民事法治保障书。以民法典的落地实施为契机,重新审视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问题,不仅对于理顺公司法与民法典的关系、做好公司法与民法典的衔接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能够减少司法裁判中存在的乱象,统一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裁判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