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和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自然资源大量消耗以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已经濒临生态环境所承载的极限。如今,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加快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重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无疑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路径。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回顾,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和总结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基于环境经济学、行为科学、战略管理学、演化经济学、系统动力学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刺激-状态-反应”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影响机制一般分析框架;进一步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以及回顾相关文献,在基于行为科学、前景理论和社会偏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和界定了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行为变量,立足于前景理论关于不确定型条件下风险决策的决策分析框架,构建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理论模型。其次,本文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视为公共品,研究了行为变量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在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机制(VCM)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收益-损失”不同框架下的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识别和测度了损失厌恶和风险态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影响;通过独裁者博弈和公共品自愿供给两阶段实验识别和测度了社会责任(利他偏好)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影响;通过设计外部惩罚实验,研究了政府的惩罚行为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损失厌恶存在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过程中,在收益框架下同风险厌恶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损失厌恶负向影响被试者的投入水平,影响系数为-2.160。在损失框架下损失厌恶同风险厌恶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损失厌恶正向影响被试者的投入水平,影响系数为2.207。控制变量中,性别和家庭收入对被试者公共品供给的投入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不显著。(2)社会责任(利他偏好)正向影响企业决策者的环境技术创新决策,但是利他偏好程度存在一定的上限,在没有相关机制的约束下,会随着期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弱。(3)引入外部惩罚机制可以显著提高被试者公共品的投入水平。没有外部惩罚机制的公共投资实验中,被试者对公共投资的投入水平存在期数效应;带有外部惩罚机制的惩罚实验中,外部惩罚机制的激励效果随着期数的增加逐渐达到最佳状态。外部惩罚者的公平偏好会影响外部惩罚者的惩罚力度和惩罚次数,公平偏好程度越高的外部惩罚者,可以通过调节被试者的利他偏好提高其小组被试者对公共品的投入水平。建立合理完善的政府惩罚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效率和合作水平。最后,本文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面为我国建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长效激励机制与政策体系,提出政府应加强环境管制政策创新设计、企业积极主动进行环境管理以及提高社会公众环境监管参与意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