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新阶段基本实现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城乡结构的主要任务。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国实现向城市型社会转型的关键一环。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城市就业,成为我国低技术劳动力队伍的主体,也是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覆盖的主要对象。如何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以推动当前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广大农民群体市民化,是当前“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随着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的不断加快,会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以往文献关于二者的关系未有相关理论研究,因此本文将在理论和实证上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最低工资标准的角度研究如何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本文从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政策实践出发,首先,采用变异系数和标准比值法构建农民市民化评估指标体系,计算各省市农民市民化进程;其次,利用各省市最低工资数据以及所计算的农民市民化进程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研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并探究不同地区、不同工资水平以及不同劳动力流动规模下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农民市民化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接着根据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收入效应、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三方面的理论中介机制分析,进一步对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机制检验;最后采用最低工资标准滞后一期以及同省其他地级市平均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具变量对实证结果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有效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2）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虽都显著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但是具体来说,对东部地区市民化进程影响较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最小;同时高水平以及劳动力流入规模大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市民化的促进作用最大。（3）机制检验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提高农民劳动者收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市民化进程,但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劳动群体就业存在负向影响。本文细化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市民化进程影响的内在机理,对有效发挥最低工资政策保障作用,促进地区农民市民化进程水平,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