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县地处川北,境内多山,土地贫瘠,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了当地盐业的盛行,并逐渐在清代形成了以农盐并重为主的经济结构。清初外省移民迁入,使南部县得到进一步开发,社会文化也更加多元与复杂。而清朝历代知县对南部县进行积极治理,至今仍保存数量丰富的档案。《南部档案》中的资料主要集中于清后期。除损坏和遗失等外界因素外,清前期百姓因经济贫乏而忌讼也是原因之一。此外,自道光朝起,县衙告状中出现大量已被社会调解过又再次告上衙门的案件,这也是地方调解体系影响弱化的表现。南部县妇女拥有一定的民事诉讼权。妇女告状案件的大量出现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其中地方官府的治理、男性家长的缺席以及被他人所利用的女性“恃妇惩刁”的诬告行为都间接导致意识萌发。而南部县令在断案实践中对涉案妇女采取轻罚和保护的偏向,既是妇女实现诉讼权的体现,又验证了滋贺秀三认为地方州县断案更重情理的论点。南部县妇女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虽然该县嫁卖成风,但仍有部分妇女通过自请再嫁、招夫养子甚至自请出家实现自己的婚姻自主。一方面,受西方思想影响,部分妇女能够争取婚姻自主;另一方面,因礼教伦理的束缚和嫁卖利益的驱使,妇女婚姻自主又受到限制。整体而言,她们的自主权利极为矛盾。经济因素始终影响她们的自主行为,而宗亲族人鼓励她们守节的同时却又嫁卖她们以谋求利益。南部县妇女拥有一定的家产处分权,尤其以寡妇为主。由档案可见,妇女的处分权主要表现为买卖田房等产业、主持分家事宜两方面。同时,官府对妇女的财产权利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不同身份的妇女家产处分权利的大小不一。一般而言,未婚女性权利小;寡妻有权自主签订经济契约,也有权承继丈夫的家产;寡母在财产的处分过程中权利最大。此外,地区经济是否发达并不是衡量妇女财产处分权大小的唯一标准。同富裕地区相比,南部县妇女也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利,而这种权利取决于妇女是否在家庭生活中拥有家长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