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有效的劳动者保护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薪资水平,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也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现金支出,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大,盈利能力也会随之有所削弱。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是否会采取避税措施来应对最低工资制度对自身的冲击呢?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2003-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效果。考虑到地方税务部门具有监督和稽查作用,本文进一步论证了税收征管力度对最低工资和企业避税两者的调节效应。再者,本文基于企业所处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要素构成和不同规模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上调会激励工业企业实施税收规避行为;（2）税收征管具有监管和惩戒作用,会抑制部分企业实施避税行为,即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大的地区,最低工资的变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较弱,反之较强;（3）最低工资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企业具有差异性,表现为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程度较高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等这些风险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4）最低工资上涨会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换人”“机器换人”,即最低工资的提升促使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力,资本劳动比是最低工资上调激励企业实施避税行为的一个可能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加强劳动者保护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税收监管部门提供了启示: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劳动者保护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劳动者和相关企业,争取找到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又不加重企业税负之间的平衡。例如政府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对于员工薪水支出的税收抵扣力度以平滑最低工资标准上升的幅度;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度较高、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企业,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与税收优惠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