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案例中“当事人”的梳理考察发现,当事人的内涵范围十分丰富,其内涵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正当当事人之中。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二者乃是必要非充分的逻辑关系。在“形式当事人”到“实体权利义务人”形成的“两端”之间,还隐藏着诸如“资格型当事人”、“诉讼担当型当事人”和“初步适格型当事人”等多种类型。由于我国的起诉受理程序对正当当事人的审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性的审查,从起诉受理阶段贯穿至实体审理程序中,以至于上述多种类型的当事人被掩盖在“正当当事人”的审查程序之下。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要求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没有变动,而我国的起诉条件与大陆法系德日的诉讼要件又极其相似,换个角度说由于起诉条件中被植入了诉讼要件,所以导致了起诉条件的门槛被抬高,导致了起诉条件“高阶化”的问题。但是参照德日进行彻底的“立案登记”,甚至取消“立案庭”的观点又难谓符合我国的特有国情和现实的司法实践情况,而且在二元诉权框架下的起诉条件本就可以作为国家筛选诉讼的标尺,将其进行“前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不突破民事诉讼法规定,又不“一刀切”地进行彻底的“登记制”改革。通过在两者之间寻找一条通过重新解释民事诉讼法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路径的方式,在我国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背景下尝试对起诉条件进行“降阶”。本文尝试将起诉受理程序分为登记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两种,以登记程序对应形式审查的实践要求,以审查起诉程序对应立案庭起诉条件的审查。在对起诉受理程序的程序功能的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程序功能,将梳理出的不同的当事人类型“装入”不同程序当中,构建出不同阶段中的司法判断标准,初步形成了“形式当事人适配登记程序”、“审查受理当事人适配审查起诉程序”、“正当当事人适配实体审理程序”的程序构造,进而谋求起诉条件的“低阶化”。最终期待通过以上三种类型当事人的区分和三种诉讼程序的划分找到诉权保障和法院审判压力之间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