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随着全球化进程提速,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发展成形。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双语者使用非母语与“邻居们”交流,像留学生与跨国公司职员等人群愈加频繁地需要在非母语语境下做决策。那么,对双语者而言,使用外语会影响其思维过程并改变其最终做出的决策吗?似乎人们通常会默认决策并不会受“语言是否为母语”的影响(Keysar,Hayakawa,&An,2012),鉴于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笃定的个人或社会价值观和准则并历经深思熟虑所做出的(Costa,Foucart,Hayakawa,Aparici,Apesteguia,Heafner,et al.,2014)。然而Keysar和他的共同研究者们(2012)首次发现使用外语会减弱决策时的框架效应(即,获益时规避风险,损失时寻求风险),从而使决策更为理性。此类使用母语与外语时决策显著不同的现象被他们称为“外语效益”。将在经济决策下的外语效应扩展到道德决策时,研究发现该效应受道德困境类型的影响:仅在涉及个人的困境下,外语语境会产出更多的功利性选择。随着相关研究不断增加,在涉及个人的道德困境下存在外语效应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该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其一,该效应是否稳健、是否可泛化仍存疑:大多数先前的研究发现是基于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母语者与以西方语言呈现的实验,或基于一个不均衡的样本(女性占比更多),或基于过少数量的道德困境(通常仅用两个或四个相同的困境)。其二,该效应是否是情绪影响的结果仍存在争议:目前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虽然双过程模型理论认为情绪发挥着中介影响。其三,该效应是否是建构水平抽象性影响的结果仍未可知:随着建构水平理论的兴起,新研究开始将其用于解释道德决策,认为建构水平抽象程度的提升增加功利性决策数量。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求证建构水平在母语单一语境下对决策的解释力,而鲜少有研究求证该理论对母语与外语语境下道德决策存在差异的解释力。因此,本研究主要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当性别与困境类型两大变量被控制时,在鲜少被探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语言是母语或外语”是否会显著改变道德决策;2)如果使用外语会显著改变道德决策,是否是情绪起了中介作用;3)又如果使用外语会显著改变道德决策,是否是建构水平的抽象性起了中介作用。该研究首先回顾了有关道德决策、外语效应、双加工模型与建构水平理论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发现;后用E-prime软件(Version 2)进行了两个行为实验,收集母语(汉语)与外语(英语)语境下的道德决策数据,实验结果借助SPSS 16.0,运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向方差分析、多项逻辑回归等统计方法,探究了上述三大研究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最后解读了研究结果的启示意义,并针对未来道德与日常决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做出更理智的决策,在做出最终决策之前,人们可以尝试用外语进行思考、从不同文化角度进行判断、或者忽略细节而仅设想整体状况。此建构水平对决策的影响也可被用于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做出更有社会责任担当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