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事物。然而经历30年的时代变迁，当前农民工主体大都是出生于80后，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由于知识技能相对欠缺、城乡二元制度差异等原因，他们在城市务工过程中，依然遭受身份歧视、制度排斥、隐性隔离等不公平待遇。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就业稳定性差、频繁流动引发“民工荒”、城市融合进程缓慢、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难题，它不仅关系到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对维护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建设等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界已经从收入分配、就业稳定、城市融合等多个不同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包括推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强化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与实施、增强农民工社会资本等极具价值的农民工问题治理思路。然而，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主要围绕宏观制度改革的视角展开，关注的重心也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与已有文献不同，本研究强调，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变的载体，他们若想真正实现“市民化”，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必然更加依赖企业平台，更加依赖雇佣关系的长期稳定。由此可见，雇佣关系稳定是化解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难题的微观基础。　　基于此，本研究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问题。从社会偏好和组织支持理论视角出发，综合运用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典型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了组织支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情感承诺、降低其离职意愿，进而实现雇佣关系稳定的内在机理。本研究从微观企业层面和社会偏好理论视角拓展了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理论认知，也为化解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本文的主要工作及创新点如下：　　第一，从社会偏好理论视角出发，揭示了组织公平、身份认同等社会偏好满足是化解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难题的重要维度。本研究运用社会偏好理论，将互惠、公平和身份认同纳入新生代农民工效用函数，揭示了组织公平和身份认同对农民工行为选择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强的互惠倾向，组织公平、身份认同等社会偏好满足对提升农民工产出效率和组织绩效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本研究表明，除了传统的工资福利等经济因素，组织公平、身份认同等社会偏好满足也是化解农民工治理难题的重要维度。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思路，也深化了对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维度的理论认知。　　第二，基于组织支持理论视角构建了组织支持感影响雇佣关系质量的概念模型，并收集数据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在增强农民工情感承诺、降低农民工离职意愿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在深度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组织需求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组织支持理论视角构建了组织支持影响雇佣关系质量（情感承诺、离职意愿）的研究概念模型，揭示了组织支持感对农民工情感承诺和离职意愿的影响效应，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感的提升对于增强其情感承诺、降低离职意愿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将组织支持研究从知识型员工拓展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丰富了组织支持领域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深化了对农民工雇佣关系决定因素的理论认知。　　第三，从组织公平和身份认同两个不同视角，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影响农民工情感承诺和离职意愿的中介效应，揭示了组织支持感影响农民工雇佣关系质量的内在机理和路径。本研究将组织公平和身份认同引入实证概念模型，构建了“组织支持感→组织公平感→情感承诺、离职意愿”和“组织支持感→身份认同感→情感承诺、离职意愿”两条中介效应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分别通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公平感和身份认同感两条路经来提升情感承诺、降低离职意愿。本研究深化了对组织支持感影响农民工雇佣关系质量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认知。　　第四，运用案例剖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揭示了组织支持契合在化解新生代农民工治理难题中的具体内涵和积极作用。在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等定量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运用扎根理论和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问题进行质性考察，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以海底捞火锅为案例背景，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文本解码等技术手段深度剖析了中国本土服务企业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系统特征和效果。案例研究发现，组织支持契合是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取得成功的关键，组织支持契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支持感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的组织支持诉求主要包含四个维度，即家庭网络支持、身份认同支持、组织公平支持和继续成长的机会。案例研究结论支持了前面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并从组织支持契合视角深化了对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理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