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当得利制度最早由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予以确定。《民法通则》的“民事权利”章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1条囊括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全部内容。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在内容上一脉相承,用122条一个条文规定了一般性条款。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不当得利当作一种“准合同”,因违约、侵权获得不当利益的情形并不属于这里的不当得利。《民法典》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排除情形、法律效果做了总体性的规定,但是对相关制度的规范不够细化,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构成要件认定粗化;第二,利益返还规定模糊;第三,请求权性质不明晰。上述三个问题,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也未曾达成统一的适用意见。本文对218个不当得利的典型司法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缺乏明确依据,利益返还的裁判标准混乱,请求权基础发生错误的比率较高。针对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司法方法的探讨和考察,认为通过司法方法的规范化运用,可以细化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解决司法适用不一的问题。首先,通过类型化思维细化构成要件,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两种类型。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若存在给付关系,则存在因果关系;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需要以直接因果关系来确定是否存在关联性。在无法律原因的认定方面,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若给付行为带有目的性,则认为有法律上的原因;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若保有财产缺乏正当性,应为无法律上原因。其次,依事物本质解释利益之返还。事物本质,是指人类所要认识的对象,存在于立法之前,是法律制定的基础。就返还内容而言,根据“利益”之本质予以解释。利益返还除了返还原物,还应包括基于原物产生的其他利益。原物不能返还时,可以价额偿还作为替代。就返还责任而言,依“不当”之本质区分不同类型。善意受益人的返还责任以现存利益为限;恶意受益人的返还责任不以现存利益为限,需要足额赔偿受损人所受之损失;第三人返还责任需区别对待,在无偿取得时,需要予以赔偿;在有偿取得时,则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确定返还责任。最后,通过法官释明权厘清请求权之性质。法官释明权有两种涵义,一是法官开示庭审中形成的心证及见解,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二是为救济诉讼中的弱势一方,法官有针对性的发问,以提示当事人做完整陈述,提交支持其主张的全部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请求权易与合同上请求权发生混淆,具体表现为与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与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返还请求权,与解除之返还请求权的混淆。在履行合同债务纠纷中,法官可以根据基础关系厘清请求权性质;当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法官可以通过适用条件的不同厘清请求权;当合同解除时,法官可依发生原因的不同区分不同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