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十七年”的研究成果非常显著,主要涉及“十七年”文学作品,精神理念等方方面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纷纷呈现出强烈的阶级性,文学被政治强烈干预,作品中正面人物的阶级性表现尤为突出,很少表现“人”的七情六欲,人性几乎被蒸馏干净。文学的阶级性大于人性,人性表现在“十七年”作品中表现很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文学中,中国文学的确创作出了一批既有独特个性又负载着时代精神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形象,如《红岩》中的江姐、《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等。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的个性特征慢慢消融到阶级性中,人物离现实越来越远,人越变越神。”(1)在阶级性描写的大框架下,冯德英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册)也是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作品。但在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性这一过程中,“三花”的人性描写相对同一时期其他作品较为突出。冯德英在“三花”中的主观意愿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因而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在英雄们心中,革命事业至高无上。为了守护革命秘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宁可牺牲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了发展革命群众,革命前辈连新婚之夜都在奋斗;为了巩固革命事业,革命者宁可自己缺衣少食也要照顾群众的衣食。反之,反面人物则是自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残忍杀害家人生命;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抛弃家人自己逃跑;为了自己有粮食吃,偷藏粮食不让家人知道。此外,“三花”作品的阶级性还表现在人物外貌刻画上。同其他红色经典小说一样,正面人物外貌端庄,清秀可人,而反面人物则猥琐不堪,五官畸形,身体残缺。但是,通过仔细阅读“三花”文本,发现在作品中,在表现革命性时,又流露出了一些人性描写。其他红色经典小说只有很少篇幅写爱情,且仅限于革命同志之间的爱情,有的红色经典小说甚至连极少的爱情描写都没有。而“三花”中,不仅有革命同志之间的爱情,还有在道德层面上不被接受的偷情。“三花”也写出了革命者的成长过程。许多的革命人物并不是一出场就是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有成长的过程。在成长初期,他们对革命有些许抱怨,些许不理解。“三花”中的革命英雄们也有流泪的权力、有表达失去亲人的痛苦。“三花”在阶级性表现和人性表现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它独特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首先表现在,“三花”中的革命性表现不够充分。在亲人生命和革命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作者本意想极力表现人物的阶级性,但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出现了片刻的犹豫、摇摆、纠结。这片刻的犹豫纠结就是冯德英作品中的人性表现,按照“十七年”文学对阶级性表现的要求,这种描写就削弱了人物的阶级性表现。其次,在“十七年”大环境中,作家要用主要精力去表现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因此人性描写就显得畏手畏脚,人性描写就不充分。因此“三花”作品就表现出革命性表现和人性表现的矛盾性。造成这种矛盾性的根本原因则是“十七年”的文艺政策和冯德英个人的艺术追求的冲突造成。正是阶级性表现和人性描写的矛盾性显示了“三花”不同于一般其他文学的独特性。“三花”是“香花”而非“毒草”。关于冯德英的研究中,对他的作品革命性研究较为丰富,但关于他的作品的人性描写,以及阶级性和人性描写的矛盾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论文用文本分析法,以冯德英的“三花”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三花”中阶级性表现和人性表现的矛盾性。通过对其矛盾性的研究,以期展示“十七年”文学中阶级性和人性表现的矛盾性,从而研究“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以及此种矛盾性表现对于文学表现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