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是国家重要的土地资源和农民重要的财产,兼顾资源和财产双重属性。宅基地制度是农村重要的支柱性制度,承担着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力保障了农民基本居住需求,对实现农民居者有其屋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国家由于担心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会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在政策层面严格限制宅基地使用的流转交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更好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国家提出要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宅基地政策。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将推动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作为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的切入点。2015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农民住房财产权设立抵押的,需将宅基地使用权与住房所有权一并抵押。”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出要“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在房地一体原则下,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政策的落实需要放开宅基地使用权交易,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目标的实现亦需要放开宅基地使用权交易,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在推动着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宅基地使用权交易作为一项民事行为,在交易过程中难免滋生违法违规现象。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利,自由交易理应是本身应有之义。而宅基地作为国家重要土地资源,宅基地承担着国家土地管制和农民居住保障的公共目标,宅基地使用权违法违规交易行为势必会侵害公共目标的实现。民法典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交易“适用土地管理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且“违背公序良俗”无效,这为国家通过土地管理等公法干预宅基地使用权交易提供了正当性,决定了国家有权对宅基地使用权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由此形成了国家监管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逻辑起点。然而,目前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根源于宅基地规范体系的缺失和不足,由此导致宅基地使用权交易过程中面临着监管理念因应性差、监管规范周延性不足、监管模式针对性不够、监管制度体系性缺位等现实困境。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引入监管理念,在考量宅基地制度功能、宅基地使用权交易风险类型以及司法判例下宅基地使用权交易争议类型等因素的基础上,优化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第一,树立以法治治理原则、用途管制原则、适度干预原则、体系监管原则为根本的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基本原则;第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的制度模式,建立政府、村集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监管体制;第三,推进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的制度配置,建立健全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和权力清单制度;第四,推动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配套措施的跟进,加强宅基地立法、执法、司法的沟通协调,完善宅基地使用权交易法律制度,全面完成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总体而言,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其能够进行交易,宅基地使用权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国家对其交易进行干预监管的正当性,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决定了对宅基地交易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符合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更好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发展需要。为此,应当构建和优化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推动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合法、有序进行。